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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利剑再出鞘。近日，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元农险”）因多项违规领罚340万元，创下该公司成立以来单次处罚金额新高。罚单直指其三大核心问题：报送报告及数据不准确、未按规定使用备案保险条款及费率、未决赔款准备金计提违规。
图片来源：金融监管总局
此外，监管对孙丛林、江斌、张福银、张治渤、沈光斌、沈华根、张来根、刘磊、李传盛警告并罚款共计54万元。机构之家注意到，此次被罚9位人员全系国元农险中高层管理人员，暴露出公司违规期间的内控失效已非单一部门问题，而是系统性风险。
此次被罚人员全系公司中高层
此次被罚首位的为孙丛林，目前仍在公司高管序列之中。作为国元农险现任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兼财务负责人，这位54岁的“财务老将”自2010年起便执掌公司财务命脉，同时身兼首席投资官、财务会计部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等要职。其职业路径历经国元控股、国元信托，最终在国元农险实现从分支机构到总公司财务掌舵者的跨越。
此外，国元农险另外两位前高管同遭监管追责。原党委委员、副总裁张福银及原党委委员、副总裁李传盛，尽管目前均已不在其位，但监管的“回溯”依然精准抵达。
张福银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职业生涯自安徽农垦系统起步，后进入国元农险体系，逐步升至副总裁并兼任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23年10月8日因个人工作调整离任。李传盛则拥有长期的人保财险地方机构及国元农险内部审计、合规管理经历。2023年3月到龄退休，卸去副总裁、合规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在内所有职务。
虽然此次罚单未明确违规时段，但二人任职期间恰逢农险市场野蛮生长阶段。那段时期行业普遍存在数据失真、费用套取等乱象，此次追责或直指这一特殊发展时期的积弊。值得注意的是，张福银曾分管的安徽分公司，正是国元农险最重要的保费来源地。
此番追责不仅止步于高管层。另六名受罚者清一色均为国元农险中层管理人员，涉及公司多个核心部门。公开资料显示，他们分别担任或曾担任以下关键职位：信息技术总监江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治渤、农业保险业务总监沈光斌、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沈华根、互联网保险部副总经理张来根和刘磊。这些岗位涉及公司核心业务和管理环节，此次集体受罚，反映出公司早年在内部管理和业务规范上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总经理空悬近两年，雷经升长期主持工作任职却卡壳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重罚恰逢国元农险总经理职位长达两年的“空窗期”。2023年9月，时任总经理程斌与两位副总经理先后离任，同时指定雷经升担任公司临时负责人。
雷经升，1976年10月出生，法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国有企业一级法律顾问。曾任安徽保监局法制处处长助理（主持工作）、财产保险监管处副处长、法制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法制处处长（其间挂任含山县委常委、副县长），国元金融控股集团资产运营部、国元农险法务总监、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安徽国元投资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等职务。
图片中人物系 雷经升
2023年9月，雷经升出任国元农险临时负责人，2024年3月临时负责人任期届满后，他的名字一度从公司高管名单中消失，且至今仍未出现在公司高管序列之中。不过，国元农险公众号显示，目前，雷经升仍以党委副书记、拟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身份继续履职，从临时负责人到“拟任副总”，这种“降格以求”的安排似乎偏离了最初设定。
从时间来算，2023年至今，雷经升已实际履职近两年，但其任职资格仍未获监管批复，这种“名实分离”的状态在业内相对罕见，其任职审批的长期搁置恰与国元农险此次暴露出的公司治理缺陷形成微妙对照。尽管其本人未直接涉及相关处罚，但审批长期悬而未决，难免引发市场对其股东背景与公司治理关联的揣测。
在雷经升实际主导下，2024年，国元农险交出了一份“减量增利”的成绩单，保费收入93.76亿元，较上年96.94亿元收缩3.3%，但净利润却逆势增长至3.74亿元。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在2025年上半年仍在延续：保费收入进一步收缩至53.80亿元（去年同期56.09亿元），而净利润2.14亿元则与上年同期的2.28亿元基本持平。
农险市场政策红利仍在，头部机构加速跑马圈地，而国元农险的保费规模却连续两年走低。公司似乎有意压缩规模、优化业务结构，以换取更扎实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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